为什么中国股市二十年永远3000点 没有像美国一样的长期上涨的“牛市”?

证券市场的波动组成简化说就是长期投资回报夹杂着投机性震荡波动,取决于市场能否长期“牛市”的根本从长期看当然和“投资-回报”机制高度相关的经济基本面和上市公司的质量有关;

有人会说遵循的价值投资而完全不要投机性波动的市场最好,其实则不然,投机性的震荡波动能够给市场创造处足够的流动性,完全消退投机分子也不行,这其中就是“长期投资回报”和“投机性震荡波动”两者之间比重的问题;

 

如图所示一样,“长期投资回报”支撑起来指数的斜率,“投机性震荡波动”创造足够的流动性,这样就是市场的机制模型;

上市公司必须为投资者提供分享红利的机制,让这些分红股息成为资本市场长期投资回报率,成为支撑指数上行的“斜率”,符合投资-回报的上市公司在整个市场中所占比重的高低就会决定市场指数的长期增长“斜率”的平摊还是陡峭(如上图);

其实了解这些后就自然不难看出中美市场的本质区别,就如同图上示例一样,左侧就是美国等成熟市场的模型,而右侧则是中国在内发展阶段市场的模型;

这就是中美证券市场走势本质上的不同地方,所以一般很少说美股是牛市还是熊市的说法,美国证券市场多数比重都是长期投资回报,夹杂着投机性震荡波动组成的走势;

虽然这些年中国上市公司投资-回报的水平有所提高,现金分红家数和规模逐年递增,但整体的比重仍然偏低,这就导致市场的投机性波动的比重仍然较大,呈现出左侧这种机制模型的状态;

建立完善的长期“投资-回报”的机制是资本市场成熟的标志,这才能创造出来可持续发展的环境基础市场制度的完善,提升市场的“投资-回报”的效率,促进市场比重的增长,抬高市场的长期增长的“斜率”,从长期角度创造出真正意义上的“牛市”,而并不是在长期投资回报机制不健全和占比小的环境下一味的追求换手和投机度的“水牛”;

美国证券市场也不是一步就走到位的,可以说美国证券市场用了100年完善了整个制度的建设,从早期华尔街没有监管,出现了丹尼尔·德鲁和其创造的著名的“掺水股”,在受到了1929年连锁崩盘之后,市场开始反思,制度监管的建设开始,华尔街开始受到真正的法律约束,市场的投机性波动开始下降,美国证券市场的真正的百年牛市的基础开始显现;

离我们最近的当年的安然事件的财务造假事件再一次暴露出制度上的缺陷和漏洞,再次经历痛苦的修正后,美国证券市场在摸爬滚打中不断地完善和修补制度的缺陷,当年事件之后美国随即出台的《塞班斯法案》及时修复制度体系,逐步完善了从监管-法律-惩罚-上市公司治理-财务制度-审计等多角度的成熟的制度约束;

这是使得美国证券市场整体市场的“长期投资回报”支撑起来指数的斜率,真正的走向了;一个成熟的市场的长期“牛市”阶段-这个成熟就是说如上的逐步完善和成熟的制度和体系;

中国证券市场发展速度很快,但依旧很年轻,也存在着当年美国证券市场发展中面对和需要经历的同样问题,我们的资本市场制度建设也是一步步的再前进-出问题-修正的道路中前行,这是一项宏大的系统工程,牵扯到上市公司、监管者、投资者及市场各参与主体;

以前很多人会说中国的证券市场投机性波动较大的原因是来自于投资者结构的不完善,我觉得这样的话是有问题的,应该说是有什么样的市场结构才有什么样的投资者结构,美国证券市场的结构和制度的完善才形成了机构为主,价值投资为主的市场投资者结构,有时候和朋友开玩笑说:“是美国证券市场的结构和制度成就了巴菲特和价值投资,不是巴菲特和价值投资成就了美股”;普通投资者(散户)本身追涨杀跌并没错,资本的本质而已,如果市场有足够的机构投资者和纠错机制,那么就可以充分的发挥市场的纠正机制,波动性就会被烫平,这和散户的比重之间并没有之间的关系,还是市场的机制和制度不足够完善导致的;

中国证券市场所处在的当前这种阶段,信息的不对称,权利的不对称,企业经营情况不透明,会计和财务存在很多的造假行为,真实性缺少责任和监管,惩罚机制过轻,犯罪成本过低等,这些造成了市场的比重以“投机性震荡波动”为主,而不是“长期投资回报”支撑起来指数的斜率;

一些上市公司,还有一些游资,更是深知此道(中国所处的阶段),这才有了所谓的基本面和交易人心的两股参与者流派的之争,“我交易的不是基本面,我交易的是人心”这样的投资理念在中国市场里面横行也是这个时代注定的必然产物,当然很多的普通投资者(散户)也是乐此不疲的参与在其中,在不对称的环境中追涨杀敌,玩着让其他人成为最后的“买单者”的游戏;

中国市场发展的这十几年下来,证券市场的管理者给这些上市公司和企业家们养成了“会哭的孩子有奶吃”的习惯,每每总是企业家哭诉自己的难处,纵容了市场给予他们的融资行为,上市公司并不尊重投资者的权益比比皆是,一切都是董事长董事会说了算,从保荐人,上市公司财务,会计事务所放放面面,大家都出于自己的利益,屈服于大股东的事情,纵容一些恶性的行为屡禁不止;感觉要出大事了,一般都是财务辞职,独董辞职,既不愿意做亏心事,但也不敢毫无顾忌的站出来讲真话,能心理不安已经是不错了;

前几年至少还都有所顾忌,但市场管理者-“怕伤害到市场的融资功能”的瞻前顾后,反倒被贪婪的人对赌,这对于市场的底线将会有着致命的打击,出清机制迟迟无法展开,越来越多陷入恶性循环。

这几年许多上市公司大股东可以说连一点点遮掩都懒得做了,甚至是不惜触犯法律,当然当下市场犯罪的惩罚成本太低,也纵容了这样的情况;

如果现在只是指望着上市公司和相关的利益链条自我规范、自我提高、自我完善,我觉得过于的理想化,要重拳出击,加大处罚力度,行政处罚、市场禁入、刑事移送等手段,追究公司特别是大股东、上市公司董监高、实控人的责任,抬高犯罪成本,才能够得以惩戒;

美国当年是在 美国“ 安然”“世通”等一系列的经济丑闻爆发后强制实行极其严厉的塞班斯法案(Sarbanes-Oxley Act)。该法案对上市公司的成本而言是很大的,它对于内部控制、信息披露以及对控制、披露工作不适当的惩罚都是极致的。由于这个法案的实施,很多的公司高管走入班房,或者从此不再担任高管工作;很多的内部交易被撤销,获得的利益被强迫吐出来。

“做了错事是要付出代价的”这样简单的言语,说明了所有问题的核心,严格的法律制度下,市场的机制才能够走向良性,真正长期投资-回报的机制自然会比重增加,投资者结构自然而然就会发生变化,市场的长期上涨的趋势也就自然的具备了基础;

现在中国正在行动中。。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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