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周鉴读·第65期】贾康 | 从六个层次认识减税降费的内在逻辑


作者:贾康(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首席经济学家、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研究员)

来源:中国经济新闻网



正文


税收问题是社会上持续的敏感问题和热点问题,减税是社会成员的普遍诉求。说到“税收与减税的内在逻辑”,我认为,至少得讲到六个层次的基本认识。


第一,认识减税降费问题,其逻辑起点是:客观地看,不能没有税。从很古老的时候就流传一句谚语式的话:只有死亡和税收无可逃避。因为人类社会进入国家形态后,各个国家各级政府需要以规范化的税收为主要收入形式,取得公共资源来支持政府履行职能,“无政府主义”只能是乌托邦式的空想。


第二,既然政府的存在和政府的税收不可避免,那么接下来就要特别认识这种税收如何才能达到优化状态。税收理论里有一个学理上的假设——税收如果有了一个合理结构以后,对于其负担所体现出的税率,是可以寻找最优值的。虽然在实际生活中从来没有人说清楚这个最优税率到底是什么样的量值,只能是在动态的过程中磨合。按照税收法定原则,应该有公众参与,通过立法把税制结构尽可能合理化,把每个阶段上的税率尽可能向最优方向靠近。在实际生活中,税率的优化也往往会形成一个不对称,就是税务管理部门一线人员在有税收任务的情况下,会愿意尽可能把完成税收任务体现为他们的工作成绩,而政府也有了更多的税收收入。当然,社会上有些批评,说财税部门只知道完成税收任务,这可能有些过于偏激,我在上世纪80年代进入财政系统当研究生的时候就知道,天天讲要“跳出财政看财政”,要服务全局。但是怎么服务好全局这个问题值得继续探讨。从理论上讲,如果在可能减税的情况下尽量减税,那么将会带来什么效应,即学术语言里所讲的供给侧怎样合理化呢?应是努力放松供给约束,释放供给潜力。一个宏观层面评价较好的财政税收政策,它会落到微观千千万万的市场主体,力求让他们更好地发挥市场主体的功能,这个逻辑是非常重要的。如果我们考虑减税的理论原点——发展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要充分认识市场经济中市场主体的活力能不能发挥,这是最关键的问题。减税,就是要服务于让这些市场主体的潜力尽可能发挥出来。


第三,除了税收的结构要合理之外,还要寻找所谓“最优税率”。由于减税要对应于宏观经济的反周期,所以没有绝对固定的最优税率。在经济高涨的时候,一般来说,税率可以高一点儿,这个时候企业和员工的收入也高,当税率高而多收了一些税以后,经济升温受到抑制,此时政府就要发挥税收的作用,把居民的福利与公共服务做得更好。但是在经济低迷的时候,一定要减税,这是寻求一种必要的扩张效应,是对周期的调节。这就不得不提到美国,其税制是以直接税为主,而直接税有一个特点,它在个人所得税方面,设计了超额累进,这就成为一个“自动稳定器”:在普遍收入上升的经济景气高涨期,税率自动往上跳档,增加税负以后就给经济降温;到了经济落潮的时候,收入下降了,自动落档,又给经济升温。对这个“自动稳定器”,中国现阶段还无法借鉴过来。中国总体的税制结构是以流转税为主,或者叫做以间接税为主,而中国的直接税是相当边缘化的,所以我们不能简单照搬、照猫画虎式地学特朗普在美国减直接税,我们要在中国现在最主体的流转税方面减税。最典型的第一大税——营改增以后的增值税,占中国整个税收收入的40%左右,这是中国减税的重头戏,减税就是为了释放供给侧的活力。因此,中国的宏观调控在反周期方面,减间接税就有了更明显的现实意义。


第四,在减税降费过程中,要使实际生活中的税率、税负,尽可能地趋向于依法征收、依法减免的优化状态。中国除了18种正税之外,还有300多种有文件依据的行政性收费。这些行政性收费未必每一项特别大,但是它很麻烦,而且还可以讨价还价,这无疑带来了很多实际的综合成本。除此之外,还有隐性的成本。李克强总理说的一句话说到点子上了:要真正继续往下深化改革,清理收费要碰到一个“拆香火”的问题,即林立的部门,能并的并,能拆掉的要拆掉。定规划、政策是政府部门要做的事,但这么多的审批,可不是政府应该做的,拆了庙,精简机构,把职能尽可能合理化,减少审批权,也就减少了后来派生出来的这些收费权——实际上还有一个好处:减少审批收费,实际又会减少它们派生出来的隐性负担里边的“设租寻租权”。所以,我认为,现在中国的正税要继续减没有问题,而且从国际比较来看,所谓宏观税负——正税和其他国际可比的税外负担合在一起30%多,似乎也不算特别高,但是正税之外不合理的五花八门的隐性负担怎么降?这是中国改革中的一块“硬骨头”,一定不能只讲“减税”,还要强调“降负”。


第五,现在为企业降负是势在必行,但是企业在市场竞争中,流转税的税负是可以想办法加在价格里往后传递的,学术语言上叫“转嫁”。经济学早就分析得很清楚,这个转嫁最后或多或少都要落到无可再转的那个环节,就是最终消费者的环节上。换句话说,中国看起来这么多的流转税,它最后的负担归宿是落在消费大众头上,而消费大众总体结构现在不是橄榄型,不是最穷的人和最富的人两头小、中产阶级中间大,中国总体来说还是金字塔型,除了上面有巨富,中间有越来越多的中产阶层,但还有大量的中低收入阶层,是金字塔下面的底座。当然,现在的减税,首先在前端环境上,是企业感觉轻装上阵了,最后的结果是造福于整个社会成员,特别是消费大众中的中低阶层,使他们减轻了负担。


第六,在我国,减税和降低税外负担,一定要特别注重放在一起来安排,把握好“全景图”。今年5月1日起,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的单位缴费比例可从20%降至最低16%。在落实好这一政策,减轻企业负担的同时,要注重推进相关配套改革,积极考虑在各地基本养老缴费由税务机关统管之后,把基本养老金统筹提高到全社会层级的这一改革任务抓紧加以落实,这将明显提高基本养老基金“蓄水池”的互济功能,从而更有效地降低养老金缴费标准,减轻企业和职工负担。除了税收、五险一金、各种行政性收费之外,还应该考虑其他一些实际的隐性负担和与制度成本相关的负担如何降低。比如进一步加快完成审批事项以节省企业时间成本,实施配套改革帮助企业降低在融资、物流等方面感受到的实际负担等。从某种程度上说,政府最应该要做的是降低制度性成本,至于企业自己努力可以降低的那些成本,政府不要去操心,企业竞争中自己能降的成本它一定在努力降,关键是制度性成本要通过配套改革来真正把它往下降。


因此,从减税说到降负,再说到配套改革要攻坚克难,在改革的深水区要“啃硬骨头”,很多事情其实涉及到李克强总理所说的“拆香火”,即整个行政系统要伤筋动骨,甚至脱胎换骨式地推进大部制、扁平化等改革。



【每周鉴读·第11期】黄泰岩 | 正确把握扩大内需这一战略基点

每周鉴读】往期回顾



【每周鉴读·第64期】周其仁 | 中美大学之间,科技创新差距究竟在哪?

【每周鉴读·第63期】陈卫东 | 金融供给侧改革需要解决核心问题

【每周鉴读·第62期】蔡昉 | 哪些要素扭曲了全球供应链?

【每周鉴读·第61期】刘鹤 | 关于中国经济运行、金融风险处置、资本市场改革

【每周鉴读·第60期】孙国峰 | 相对慢一点的货币增速可以满足需要

【每周鉴读·第59期】卓贤 | 制造业岗位都去哪了?

【每周鉴读·第58期】任正非采访全文实录

【每周鉴读·第56期】王浩 | 从制度之战到经济竞争:国内政治与美国对华政策的演变(2009-2018)

【每周鉴读·第55期】黄奇帆 | 国际贸易格局已发生根本变化

【每周鉴读·第54期】管涛 | 一季度外贸顺差为何反弹

【每周鉴读·第53期】蔡昉 | 户籍制度改革是破除流动障碍的关键

【每周鉴读·第52期】傅莹 | 中美关系变局·选择

【每周鉴读·第51期】朱民 | 哪些力量在改变今天和明天的全球经济?

【每周鉴读·第50期】张晓晶 | 信贷、杠杆率与经济增长:150年的经验和启示

【每周鉴读·第49期】徐忠 | 改革之策:如何构建“三有”体制

【每周鉴读·第48期】黄益平 | 如何理解当前的货币政策

【每周鉴读·第47期】夏斌 | 对当前经济政策研究的思考

【每周鉴读·第46期】徐忠 | 央行为何需要关注全要素生产率

【每周鉴读·第45期】吴敬琏 | 研究基本问题,深化对城市化的认识

【每周鉴读·第44期】傅莹 | 迈入2019,世界处于选择关口

【每日鉴读·第43期】张晓慧 | 货币政策框架应兼顾学术气与烟火气

【每日鉴读·第42期】周天勇 | 土地体制为什么要改,怎么改?

【每日鉴读·第41期】余永定 | 金融视角,回顾中国的开放之路

【每周鉴读·第40期】高培勇 | 我们需要怎样的减税降费?

【每周鉴读·第39期】鲍威尔 |“双低”时期的货币政策

【每周鉴读·第38期】杨凯生 | 解决企业融资难不能靠简单地垒加贷款

【每周鉴读·第37期】刘世锦 | 稳杠杆并逐步降杠杆需要一场深刻的改革

【每周鉴读·第36期】李扬 | 如何理解“去杠杆”?

【每周鉴读·第35期】周其仁 | 接下来,挑难的事做

【每周鉴读·第34期】刘世锦 | 中国经济的“要害问题”与增长十年展望

【每周鉴读·第33期】赵伟| 大国突围,靠的是改革转型

【每周鉴读·第32期】朱为群| 重构中国房地产税制体系

【每周鉴读·第31期】管涛| 八个事实:本轮人民币贬值过程中发生了什么?

【每周鉴读·第30期】瞿强| 如何破解货币和信用的世纪难题

【每周鉴读·第29期】高培勇| 财税体制改革的40年经验与启示

【每周鉴读·第28期】贾康 | 房产税与房地产行业未来格局

【每周鉴读·第27期】管涛 | 眼见未必为实:汇率变化≠汇率预期

【每周鉴读·第26期】徐忠 | 新时代背景下现代金融体系与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

【每周鉴读·第25期】黄益平 |防范经贸冲突冲击金融稳定

【每周鉴读·第24期】王雍君 |当前对财政政策是否积极之论辩肤浅的令人震惊

【每周鉴读·第23期】刘尚希 |不确定条件下的积极财政政策应该如何作为

【每周鉴读·第22期】管涛 | 适应汇率双向波动新常态

【每周鉴读·第21期】马建堂 | 贸易保护主义的实质,是围绕制造业的博弈

【每周鉴读·第20期】徐忠 | 经济高质量发展阶段的中国货币调控方式转型

【每周鉴读·第19期】徐忠 | 财税改革滞后,是“财政风险金融化”的重要原因

【每周鉴读·第18期】上一轮地方政府性债务治理的有益启示

【每周鉴读·第17期】崔洪建 | 为什么说欧洲前途系于如何摆脱意大利困局?

【每周鉴读·第16期】李杨 | 去杠杆的破产法思维

【每周鉴读·第15期】施东辉 | 为何去杠杆已成中国经济当务之急?

【每周鉴读·第14期】卓贤 | 中国金融膨胀的最大风险是阻碍经济转型

【每周鉴读·第13期】牛新春 | 美国的中东政策:延续与变化

【每周鉴读·第12期】日本与美国贸易谈判:失败的范例

【每周鉴读·第11期】黄泰岩 | 正确把握扩大内需这一战略基点

【每周鉴读·第10期】孙国峰 | 货币政策工具的创新

【每周鉴读·第9期】谢平 | 金融监管新格局

【每周鉴读·第8期】央行研究局局长 | 去杠杆的标本兼治之策

【每周鉴读·第7期】国税总局原副局长 | 中国财税政策对国民经济的影响

【每周鉴读·第6期】80年代美国如何掐住日本“咽喉”?——美日贸易战给中国的启示

【每周鉴读·第5期】刘鹤 | 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是一场深刻变革

【每周鉴读·第4期】刘鹤 | 中国发展新经济的路径依赖和现实挑战

【每周鉴读·第3期】李铁 | 特色小镇热潮下的冷思考

【每周鉴读·第2期】蔡昉 | 人口红利消退,中国制造业何去何从?

【每周鉴读·第1期】刘鹤 | 中国未来的趋势和三个长期课题






文章评论
点击加载更多
嗨牛财经 版权所有 © 2014-2017 粤公网安备44010402001139   粤ICP备14041788号-1
用户登录 关闭
还没有嗨牛账号?立即注册
嗨牛财经公众平台 关闭
可在嗨牛财经微信端获得更多精彩内容